在革命战争年代，由于斗争环境极其严酷，隐姓埋名、易面事敌成为开展隐蔽斗争必不可少的一项手段。翻开波澜壮阔的隐蔽斗争史，无数如雷贯耳的名字，其实都是化名。一个个化名如同水面上的一圈圈涟漪，密纹唱片一般记录下每一个鲜活的生命，或张扬、或沉默，或机智、或壮烈，记录下选择化名时的思绪，或激昂、或稳重、或机敏、或奔放。这是一种特殊的存在，是一种历史的见证，更是一种信仰的力量。
从天津卫到上海滩的“伍豪”
周恩来
伍豪，是我党隐蔽战线开创者周恩来的化名，是他在天津领导觉悟社时抽签取数“五号”的谐音。伍豪是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地下工作时最常用、最有影响的化名。由他编制的我党第一本无线电通讯密码“豪密”，也正是取自该名。1932年2月，寻捕周恩来许久未果的敌特恼羞成怒，干脆在上海的几家报纸上连续刊登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》文章，企图混淆视听，在我党内制造混乱。隐蔽战线巧妙开展了舆论反制斗争，通过法国律师在《申报》上刊登了《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》，揭穿了敌人污蔑造谣的阴谋，维护了我党领导人的政治人格。而“周少山”一名正是周恩来的另一个化名。另外，周恩来在白区开展革命活动时，还使用过冠生、大美、维思、赵来等化名。
能文能武的“一介书生”
陈云
李介生，是陈云领导隐蔽战线组织中央特科工作时专门使用的化名。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，中共中央决定调整中央特科组织，调陈云担任特科负责人。在特科工作时期，陈云化名“李介生”开展工作。此外，陈云曾使用过怀民、陈亨、陈明、金生、廖仲仁、黄苏、廖家骏、廖陈云等化名。不仅人需要化名作为掩护，机构也有必要。陈云对专业化的掩护机构建设十分重视，他当时建立了“新生印刷所”和“裕大南货店”等一批掩护机构，为以化名开展工作的特科同志们提供了恰当的公开身份和名义，对特科活动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。
混迹三教九流的“王先生”
陈赓
王庸，是陈赓在特科工作时的化名。在担任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科长期间，为搜集情报，发展情报网，他化名王庸，置身龙潭虎穴，常与警察、巡捕、包探混在一起，与敌探特务周旋，在上海的三教九流甚至国民党特务机关里都交了“朋友”，这些人见面时全都亲切地叫他“王先生”或“老王”。
我找我自己的“项南”
项与年
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，许多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深入虎穴、背井离乡，与亲人失散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踏上寻亲之旅的他们，却因长时间使用化名遭遇了困难。
中央特科的项与年同志，辗转打听到早年在上海失散的儿子也参加了革命，现在可能在安徽团委。于是委托自己的老战友、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寻找自己的儿子。曾希圣立即把这一任务交给了负责团工作的项南。由于项与年自特科时期一直使用化名“梁明德”，出于保密他并未向家人透露自己的化名，同时也未向战友透露自己的真名，导致从“梁”姓入手“查无此人”。不想在交谈中，曾希圣发现眼前的项南和自己的老战友梁明德都是福建人，也都曾在上海大世界八仙桥一带住过，地址也都是当年上海地下组织的一处秘密联络点，项南模糊的记忆中一位父亲的“大胡子”朋友还与自己当年的相貌高度吻合。原来，项南正是自己老战友要找的儿子！他原名项德崇，于1938年秋加入共产党，从事地下工作时也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，叫做项南。就这样，两代革命志士在特殊的年代不约而同、坚定不移共赴革命，留下了一段“项南找项南”的佳话。
信仰之名
还有一些隐蔽战线前辈的化名不仅用来掩护工作和组织安全，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自己的革命志向和美好愿景。例如党的隐蔽战线领导人之一许建国，原名杜理卿，化名取以身许国之意。牺牲在台的朱枫烈士，原名叫朱贻荫，化名取其一心向红，一片赤诚之意。
如果把所有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同志们的化名统统列在纸上，不用刻意连缀，便是一首波澜壮阔的隐蔽斗争史诗。高山作证，这是忠诚之名；沧溟为鉴，这是信仰之名。
来源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
